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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資源] 王愛民 地理學思想史 第四篇地理學思想的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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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19-4-29 08:15:30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6-29 16:27 編輯

    (后面沒有校正)

    第四篇 地理學思想的評述
    第十二章 人地關系論
    第一節 人地關系的內涵詮釋
    第二節 人地關系的基本理論評述
    本章小結
    第十三章 區域論、空間論與時空觀
    第一節 區域研究與區域論
    第二節 空間組織結構與空間論
    第三節 時空耦合性與時空論
    本章小結
    第十四章 生態論與景觀論
    第一節 生態論
    第二節 景觀論
    本章小結
    第十五章 地理學的計量化、理論化與行為論
    第一節 地理學的計量革命與定量化
    第二節 地理學的理論與法則
    第三節 人類與環境的感應——行為交流與行為論
    本章小結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學本身:地理學思想縱覽
    第一節 地理學的范式論
    第二節 地理學的危機論
    第三節 回溯:地理學的基本特點與基本思想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p245第四篇地理學思想的評述
        地理學在傳承與創新的發展過程中,從人地關系、區城與空間結構、人類生態學、景觀科學、行為科學等不同角度,開展了多側面的研究,形成了地理學的人地關系論、區域論、空間論、生態論、景觀論、行為論等主題,豐富了地理學研究的理論方法體系。每一方面的研究都有其鮮明的特點,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每一種地理學思想觀念均存在其合理性,同時也存在理論上的局限性地理環境的復雜性和多層次性決定了從不同側面研究的必要性;地球表層系統的整體性、復雜性,決定了唯有綜合各種觀點才能掌握其全貌和本質

    P247第十二章人地關系論

        人地關系是一個古老而嶄新的論題。自從人類脫離單純的動物狀態而進入到人類時期以來,人地關系就作為地球表層一種新的運行機制而客觀存在。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人類社會與賴以生存的環境之間的關系就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同時,人類對人地關系的認識也相應地經歷了一個發展和深化的過程。隨著全球性問題的凸現和全球變化研究的興起、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人地關系研究成為當代國際學術界研究的熱點和前沿,顯示出其永恒的魅力和新的生命力。近代和現代地理學以“人地關系”為思想構架,相繼從不同視角側面發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題和思想觀念,從而為地理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內涵更為豐富和充實


    第一節人地關系的內涵詮釋


        洪堡和李特爾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尤其是與土地關系。洪堡認為,“不包括人類的自然圖景是不完整的,人類在生活上到處與土地發生最根本的聯系”。李特爾遵循發展了埃拉托色尼把人類之家作為地理學研究對象的想法,認為地理學是研究人和自然關系的學問,“地理學研究的目的,要求人們將其活動及其空間作為一個統一的舞臺,因而,要敘述的不僅僅是這個舞臺本身,而是其與人的關系。”在他的《歐洲》一書的前言中明確宣稱:“整個土地呈現出生物的圖案,其上天然與文化的產物、自然與人文的面貌,都被巧妙地安排為一個整體,完美地體現了人與自然的最有意義的相互作用”(羅伯特·迪金森,1980)。兩位大師的論著表達了相同的、深邃的人地關系思想:人地關系首先是人與土地綜合體的關系;土地利用完美地體現了人與地的相互作用;地理環境的整體性是人地相互作用下的整體性。
    一、“人地整體系統”中組成部分的“人”

       李特爾特別關注人地相關性,并將“人”提升到地理學研究的“頂點”地位.然而,受啟蒙運動思想和近代科學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影響,近代地理學長期關注于“理性的人”和“社會群體的人”,而嚴重地忽略了“真實的人”和“個體生命的人”,致使地理學陷入思想難以突破的因境之中。人文主義地理學、存在主義地理學、結構主義地理學、后現代主義地理學的一個重要進步和主要特色,在于對人的多重屬性及其與地理環境復雜的關系的揭示。作為地理學理論概念的“人地關系”中的“人”,不只是“在一定地域空間上,從事生產活動或社會活動的社會群體的人”,而且是具有豐富內涵、存在于一系列對立統一關系之中、具有層次結構和組織功能的“系統的人”。
    1)個體的人與社會群體的人。人既是社會系統的基本組成要素,也是社會系統動作的載體。地理學既關注社會群體,也不忽視個體的作用。個體的行為及其個體事件產生的重大環境影響,是人地關系模式中的一部分,現象學、存在主義、生命哲學對地理學的重要意義在于重新發現了“多樣性的個體生命存在的價值、意義、方式”。這也是聚焦于個體時空特性研究的時間地理學的價值和魅力所在。
    2)自然屬性的人與社會屬性的人。自然屬性使人受制于自然法則,體現了人類生存的本能,而這一特征始終是人地關系中一個穩定的基本的影響因素。當人類還在為基本的最低需求掙扎時,人的基本需求擴張為人地關系的決定性影響因素。社會屬性使人受制于社會法則,體現了人類對自身和環境廣泛而多樣的追求,同時也體現了通過社會契約、法制對自身活動的束縛。
    3)人既是一個特殊的生命物質體系,也是超生命物質的文化體系。作為生命物質的人,在與環境的作用中創造了人工物質世界和文化精神世界。地理環境、人工產物、具有不同文化特質和文化差異的人也就成為地理學研究的核心內容。正是具有特定倫理、道德、價值、習俗、信仰的“文化人”的存在,決定了地理學對人的研究不能單純采取唯物主義和實證主義的觀點。而“規范性”思想和詮釋社會學的方法對“文化人”的探究就具有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
    4)生產活動的人與消費活動的人。人的這一兩重性,一方面形成了人類社會的基本結構;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人-地之間實質性的物質、能量、信息交流。“人類”主要通過土地利用、工業代謝、生活消費等活動形式對“地”產生直接作用。從工業時代的“生產型社會”轉到后工業時代的“消費型社會”,地理學對人和人地關系的研究內容也隨之而拓展。
    5)人是一種理性、正義、仁愛、自由、情感、欲望、權力、意志、貪婪、丑惡、瘋狂、荒逐并存的“社會動物”。人類行為多以“理性合理的人”為出發點,但常常也承受不合理行為導致環境惡化的后果。非理性主義、人本主義、后現代主義對地理學的思想啟迪在于揭開了唯物的、理性的、單面人的、冰冷的人的“鐵面具”,還“真實的人”于地理學研究的“人的世界”,這種完整的人、情感與行為豐富的人與空間地域的各種各樣的聯結—生產空間、權力空間、犯罪空間、鄉土情愫等成為地理學內涵豐富的源泉。
    6)人是主體性與受制性的對立統一。主體性作為人類屬性的主要特征,主要表現為自主性、目的性、自覺認識、能動創造等。作為主體活動的人,同時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包括人類社會自身(經濟、政治、文化、技術)的制約以及自然環境的強烈制約.完全意識上的自主自覺是不存在的,人類的主體性和自由是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的靈活抉擇。地理環境決定論和或然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人的制約特性
    7)人是具有層次結構和功能的系統人。人的整體系統主要包括四部分:一是知識價值觀念系統,包括文化和知識、科學技術、思維價值觀念、政策法律:二是社會組織系統,包括制度體制、社會組織、政治組織、經濟組織等不同層次的社會組織體系;三是人類行為模式系統,包括個人集團、社會國家、全球不同行為主體的生產、消費、娛樂、政治宗教等行為活動以及人口自身的生產、遷移、流動模式;四是人類活動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對自然環境產生強大作用的人工物質系統,包括工具機器、人工能源、交通通信系統等。上述四大部分相互滲透、密切聯系,共同構成人的整體系統

    二、“地”是人文地理環境系統與自然地理環境系統的有機統一

        地理學所理解的“地”就是地理環境。需要從系統整體與部分內在統一的角度,從人的實踐活動和人的整體系統發展的角度,從人地互生、轉化、過渡的角度,重新審視“地理環境”術語的內涵。地理學所理解的“地”應包含以下幾方面含義。
    1)“地”不是給定的、完整的、獨立的體系,而是與人類活動雙向生成并包容人類活動及其產物的系統。因此,這里的“地”已不再具有單純的“自然性”,而或多或少融入了“社會性”的烙印。
    2)人文環境是自然環境的一種人化過程的延伸。然而,人文系統并沒有喪失自然本質,具有自然系統的“自然性”,即自在性、給定性、原生性以及活動方式的自發性、無目的性、物質和生命層次上的自組織性。對此,西蒙曾明確提出:“我們稱之為人工產物的那些東西并不脫離自然。他們并沒有得到無視或違背法則的特許。”人文地理系統與自然地理系統盡管存在物質的外在形態上的差異,但在其關聯的運動中和“自然性”的本質上是統一的。
    3)典型的人文地理環境與自然地理環境客觀上存在著差異。人類把自然法加以人工(技術)的組合,創造出一種不同于原生自然物的新物質形態——人文形態,同時賦予了它新的特性一—社會性,表現為創造性、自覺性、目的性以及智慧生物的自組織性,并以其特有的功能滿足人類多維的效用需求:通過人類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創造社會的活動,減弱或克服了自然環境的無定性、不穩定性,人文地理環境成為人類抗衡自然風險、提供穩定需求的“緩沖器”;人文環境通過對自然資源進行多層次、多環節的加工,使其轉化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源,成為自然資源和人類需求產品之間的“轉換器”;人類所創造的中介系統,其本身屬于人類整體系統的一部分,又以其特有的功能手段極大地擴展著人的肢體、體力、智力和速度,在對自然環境的深度開發過程中拓展著人類系統,滿足人類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天然自然生態環境系統與典型人文環境系統體現了地理環境“自然性”與“社會性”的兩極對立,其間存在一系列的過渡類型。
    4)地理環境對人類具有多功能價值形態。地理環境作為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具有多種功能:一是土地生態系統提供的第一性生產力和生命構造力,這是人類第一產業——大農業存在和發展的基礎;二是自然綜合體提供的各種礦產資源、水資源、能源等,是人類第二產業——工礦業發展的物質基礎;三是景觀和生態環境功能,包括旅游價值、美學價值、科學文化價值以及環境稀釋降解功能和生態調節功能;四是在土地開發利用過程中形成的歷史積累;五是為人類活動提供空間場所以及在空間關聯中形成區位效益。地理環境的多種功能屬于廣義的自然資源、自然-經濟資源范疇,人類正是在對自然環境不斷開發利用與人工環境不斷重構中,推進著經濟技術體系、社會文化體系的發展。由此可見,人與地之間的關系其實質是圍繞人類社會-地理環境這一主軸關系而展開的。在人地關系的多層次結構體系中,人與土地自然綜合體的關系是人地關系的基礎層次。在這一基礎層次上,存在人類與自身創造的交通系統、材料-動力系統、經濟系統、科學技術系統、社會組織系統等各種關系。“地”的內涵隨著人文環境系統組織結構的日益復雜化而反射出對人類社會的多功能的作用。“地”以其無限的豐富性滿足人類不斷變化的多樣需求,諸如生理的、心理的、美學的、價值的、物質的等方面

    三、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構建的基礎性作用

       地理環境以其固有的屬性對人類活動同時產生雙重作用:一是以資源的形式支撐條件不斷提供人類所需的物質、能量或效用,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著基礎性支撐作用;二是以不利的環境(自然條件嚴酷、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地力衰減、地處偏遠)或爆發性災害強烈地制約著人類活動。地理環境對人類社會的作用不只是前提條件,而且也是基礎、基本的原因和決定性因素。地理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支撐作用或限制性作用的強弱取決于地理環境的以下特性:
    1)適宜性。適宜性反映的是地理環境對特定類型的人類活動的適宜狀況。適宜性表明:人類活動對環境的選擇性并不是無條件的、“任意的”或“自由的”,而且受制于適宜性寬度和適宜性等級。從多宜到不適宜、從高度適宜到極限適宜,人類選擇的“自由度”越來越小,其利用的“風險度”越來越大。從某種意義上講,人地關系發展史是適宜性內涵中人類活動因素不斷強化的歷史,是適宜性在時間上持續擴展的歷史。
    2)潛力級。潛力級是指針對特定人類活動,地理環境的等級、質量及其通過開發改造后可能提高的程度或支撐、滿足程度。潛力級表明:人類活動發展的空間分布、時間過程和投入強度受制于潛力級,在空間上,人類活動總是從潛力級高的地區向潛力級低的地區推移,而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技術經濟的投入,對限制級因素加以改造和克服得以實現的。從時間上,遵循從粗放經營到集約經營的發展過程;在時空關聯上,表現為隨著潛力等級的降低,集約度迅速遞減,限制性增強,人類活動風險程度增大。
    3)限制性。限制性是指關鍵性限制性因素或若干限制性因素的組合對特定類型的人類活動產生的障礙性或破壞性作用。限制性是與適宜性、潛力級互補的一個概念。正是限制性因素多、強度大,才導致適宜性和潛力級降低。限制性原理表明:環境的限制性制約了特定時期人類活動的產出水平,決定了人類活動的最大集約投入水平。隨著技術經濟的進步,人類不斷克服限制性因素,在無限的時空里,這種克服的潛能近于無窮。然而,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受技術條件的可行性界限、交通區位的界限、經濟界限(超過經濟臨界值利潤為負)等制約,環境的限制性又是絕對的。環境限制性程度越強,技術經濟投入的成本代價越大,報酬遞減速度越快,環境的決定性也由“隱性作用”變為“顯性作用”。
    4)資源稟賦、環境生產力與環境質量。資源稟賦和環境生產力是滿足人類多種效用需求和價值水平的測度。環境生產力可分為自然生產力和經濟生產力,自然生產力主要包括氣候生產力、土地生產力、植物初級生產力等。自然生產力為人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潛在的條件和可能性,其本身直接構成了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一部分。環境生產力屬性表明:環境的自然生產力是人類最“經濟”、最“廉價”的“投入”。人類社會生產力,從根本上講只是自然生產力延伸轉化的結果。自然生產力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從根本上動搖了人類生存的基礎。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目標就是用最小的投入成本(包括環境成本、資源成本)獲得最大的社會綜合生產力

    四、人地關系是一個具有多重關系和豐富內涵的總體
        在“人地系統一體化”的今天,純粹“自然環境”的“地”的概念已不復存在。“地”是包容“人”的一部分的“地”,“人”是不斷被“地”滲入、特征化的“人”。人類通過對“地”的創造性改造和調控,把主體性切入到“地”的運動變化之中。人類社會之所以能不斷演進和發展,其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不斷地從土地綜合體中獲得更多、更好的物質、能量和更為強大的效用。人類社會的任何一種發展都是人類與環境相互作用、互生轉化的結果。由此得出的一種觀點是:唯有從人與地相互作用的廣泛視角中,才有可能揭示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總體特征;唯有從人與地的動態關系作用機制中,從對自然規律與社會規律整合機制的探討中,才有可能透徹地把握人地關系的本質屬性。單純的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均不能體現出人地關系的本質性和規律性。
       人類社會的發展可用“人化”一詞來稱謂。由于人地交互作用,“人化”過程不僅體現在人類自身,而且也體現在環境的“人化”和“反人化”過程中,即“自然的人化”“人的自然化”過程(圖12.1)。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同一過程的雙向運動形式,這一過程不只是人類主體單向的實踐活動,同時也是環境以其固有的方式表現出的反響回應。這種雙向生成、關聯互動、循環擴展的統一,構成了人地關系發展的內部機制。

       在人-地雙向生成的過程中,一方面,人的本質力量不斷凝聚并體現在作為活動對象的客體環境上,從而賦予了人地系統以人類社會特性。人類有目的的活動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自然過程中的速率、強度和方向,形成了兼具人類特性的新的自然過程,即自然規律包含有社會作用成分。另一方面,人類是自然環境發展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自然規律在社會發展中始終起著作用。人地系統存在一體化的雙向互動性。人與地立體網絡關系的形成、維持與發展是人文過程和自然過程交互作用的結果。人類活動不斷推進著土地利用的深化和人類自身的發展。從“人的整體系統”到“人地系統”再到“自然環境系統”,存在著一系列相互關聯的過渡環節和層次,很難劃分出其截然的分界線。人與地在客觀世界中,盡管從研究角度和認識角度可以作為兩個不同的范疇來看待,但在其存在中是以融合不可分的一體來運動的(湯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皮特強調了社會與環境關系的整體性.
       地理學是一門研究社會和自然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地理學關注社會如何形成、變化,如何逐漸改變自然環境,如何從原始自然狀態創造賦予人性的各種形式,然后一個接一個的社會沉積物層沉淀,直到一個復雜的自然-社會景觀的形成,地理學也關注自然如何影響社會,自然創造了人類,而社會力量使其具有文化色彩;自然具有對地區社會進程和經濟發展的限制和提供原料的潛力。社會和自然的這種“關系”是一個完整的系統,一個相互關聯的復合體。在一個方向中曾經是一個偶然的關系(在自然演化中人類的形成)變為在另一個相反方向上均等的偶然相互關系(社會演化改變“自然”環境)。這樣,人類活動持續改造、重塑著自然環境。在社會和經濟力量改造景觀的意義下及在思想和話語的影響下,自然變得社會化。理解這個關系系統需要地理學家是經驗豐富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社會科學家,尋找聯合兩者的方式,借助兩方面知識的潤察力來獲得方法。因此,地理學的核心是研究自然-社會的相互關系(理查德·皮特2007)。
        人地關系的發展既表現為人類對“地”開發利用的廣度、深度不斷增強,同時也表現為人類系統全方位、多層次的發展:從采集時代到現代工業時代,工具系統從石器、銅器、鐵器向動力機器、智能化機器發展;交通工具從傳統人背馬拉向現代交通通信體系發展;動力系統由人力、畜力、水力向現代電力系統發展;隨著人口的增加、科學技術和文化的進步,社會組織結構日趨精細化、規模化。與社會經濟階段性的發展相對應,人地關系由采集、游牧、原始農業、傳統農業到集約型農業、城市、大都市帶,實現一系列跳躍式的轉型。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次驅動力既不是亞里士多德的“目的論”,也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說”或其他的“技術進步論”、“經濟決定論”,而是人地關系的演進。人地關系的發展變化既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層次動力,又是社會發展的結果,人類連同他所創造的文化系統、社會系統、經濟系統、工具裝備系統、人工環境和城市系統、農業生態系統均是圍繞人地關系這一“軸心”而發展、演變的。
        以“人”為中心,從人文環境到自然環境,大致可分為六個基本層次(圖12.2):第一個層次是基礎層次即人口系統,反映的是人口構成的發展變化關系;

       
    第二個層次是文化系統,是人類在改造自然環境和建構的人文環境的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文化-制度體系;第三個層次是工具裝備系統,是人類活動改造利用人文環境和自然環境所憑借的工具、手段,其本身可視為物質文化的一部分,既反映了人的本質力量的強弱大小,又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己所創造的工具中介系統的對立統一關系;第四個層次是人工產物系統,是人類利用中介手段和自然環境提供的條件、資源創造的人工系統及其產物,包括人工產品、城市聚落和“三廢”物質等;第五個層次為農業生態系統,體現了農業活動中自然再生產過程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統一,表明了人類與土地密不可分的關系;第六個層次是自然生態系統,提供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和資源。以上六個人關系系統基本層次,分別對應于六種基本的人地關系:人與人、人與社會、社會與社會的關系;人與文化的關系;人與工具裝備系統的關系;人與人工環境、人工產品的關系;人與農業生態系統的關系;人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
        多功能的“地理環境”與多層次的“人的整體系統”雙向生成,彼此滲透、相互作用,構成了人地關系極其豐富的內涵。人地關系,乃是基于人類生存發展需要所形成的人與人、人與群體、人與社會和文化(組織、制度、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科技)、人與人工產物、人與自然綜合體等多層面組成的物質-關系系統。在人地關系多層次結構體系中,人與自然的關系是所有其他關系的基礎,其他關系均是在人與自然關系基礎上的構筑與發展,并表現出遞階的、統一的但又是異質態的、復雜關聯的作用

    P255第二節人地關系的基本理論評述
         地理學的人地關系論其思想來源有五:是基于自然神學的目的論(設計論)思想,認為造物主創造了有秩序的自然,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與自然有相互的適應性,但人具有創造力而與其他自然物不同:二是自然控制的思想,最早形成于原始人類對自然力量的神秘和畏恐心理,經過長期的文化淀積,表現為對無法解釋的事項、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的一種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認可:三是“人是大地主宰”思想,認為上帝創造了人和世界萬物,并給予了人特殊的地位,人類有充分地利用自然和改變自然秩序的權力,這一思想在近代主體至上哲學思潮、工業主義思潮推動下成為現實的實踐活動,并發展成征服自然的人地觀,進而走向科技萬能論的極端:四是基于理性哲學思考基礎上的“環境決定論”思想;五是達爾文的進化論和爾后的生態學思想,這一思想通過流變、嫁接,在近代地理學中產生了三種人地關系論,生物進化論與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觀點結合,對拉采爾的“國家有機體論”、“環境決定論”有直接影響;達爾文的隨機理論與概率統計學的思維方式以及理性哲學思想的結合,對以后的或然論學者有相當的影響;“適者生存,自然選擇”的觀念與生態學、人類生態學的結合,造就了適應論(協調論)和生態論之說。在以上五種思想的影響下,地理學以人地關系為思想構架,相繼從不同視角發展出不同的研究主題和思想觀念,從而為地理學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其內涵更為豐富和充實

    一、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控制作用與環境決定論
    一、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控制作用與環境決定論

       地理環境對人類及其活動的影響一直是地理學長期關注的重要內容。古希臘時代的希波克拉底、亞里士多德等認為,人的性質、氣質、智慧和可居住性由氣候決定。羅馬時代的斯待拉被認為不同的自然環境,特別是氣候對人的身體、精神、藝術、政體有控制力(波德納爾斯基,1986),牛津大學卡本特(Carpen-ter,1589-1628)是一位強有力的自然力的倡導者,認為“不同氣侯帶對人有不同的影響”。孟德斯鴻在所著的《論法的精神》(1784)一書中闡述了自然環境,特別是氣候對人的心理、素質、情感、生理特征以及地方法律和國家政體的影響,奠定了近代環境決定論的哲學基礎。
       近代環境決定論體系的構建根源于德國的拉采爾所著的《人類地理學一書。拉采爾認為,人和動植物一樣是環境的產物,人的活動發展和抱負受到地理環境的嚴格限制。他把環境對人類的影響分為三大類:對種族發展的影響,對心理發展的影響,對社會組織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圖建立人地關系一般性原理和法則。其后美國的辛普爾(E.Ellen,1863-1932)、亨丁頓(E.Huntington,1876-1947)、澳大利亞的秦勒(G.Taylor,1880-1963)、法國的德莫林斯(E.Demolins,1852-1907)等相續發展、推進了環境決定論.
        環境決定論從它一成型開始,便遭到強烈批評。但是,環境決定論無疑存在歷史的進步性和合理內核。環境決定論用自然環境的作用否定“神權統治”,把唯心(或唯神)論者的人地觀顛倒過來.人地關系研究走向了唯物主義的道路,并加強了對自然地理環境的研究,推動了地理學向科學化方向的發展,把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在環境決定論的一般概念下統一起來,使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合二為一,開創了人地關系的理論化探討,在地理學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強調了環境對人類活動(現實、潛在或未來)的作用和對人類生存發展的重要性。由于對環境的關心而導致環境意識和環境策略的興起,從而奠定了當代環境意識、生態意識和全球意識發展的基礎。絕大部分環境決定論者都不是絕對的或極端的決定論者,并沒有否定人的力量和作用。它從客體(地理環境)出發研究人地整合關系,構成理論存在的基礎,同時也必然存在其自身的不足。
        在對環境決定論的各種批評論著中,對我國最有影響的是斯大林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文中的觀點:“地理環境無疑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和必要的條件之一,它能影響到社會的發展一—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是它的影響并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為社會的變化和發展比地理環境的變化發展快得不可比擬。并由此得出結論:地理環境不可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為在兒萬年間幾乎保持不變的現象,絕不能成為在兒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化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這一觀點成為我國20世紀50年代批評環境決定論的經典理論依據。
        環境決定論在不斷接受批評的發展過程中,也不斷進行著內涵的轉變;由單一自然要素決定論轉向自然環境決定論,由狹義自然環境決定論轉向廣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由對身心、氣質、精神等方面的影響轉向對經濟、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綜合影響;由直接的、線性的、單向的、靜態的“絕對的機械決定論”轉向動態網絡的、關聯的“相對決定論”。這種轉變無疑將形成一個嶄新的人地關系理論,可謂之“新環境論”。

    二、人類在利用地理環境過程中的創造力、選擇力與或然論  
       維達爾根據拉采爾所著《地學通論》第二卷的論述形成了或然論。他認為:自然為人類的居住地規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們對這些條件的反應或適應則按照他自己的傳統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經過數千年人類工作的累積,地表的景觀已大為改善,人類確實是改變地表的一個最有力因素。人力不但是具體的事物,而且可由各種物質影響上表現出來,因此,人乃是被動兼主動的地理因素。”白呂納進一步提出:“人類與自然環境有連帶關系,其關系并非自然環境單方面的作用,人類對自然環境也有選擇的自由和活動的余地。”“自然是固定的,人是無定的,兩者之間的關系隨時代而變化。”法國歷史及地理學者費玻爾(Febvre)在其所著的《歷史學的地理學導論》一書中稱這種觀點為或然論,并指出:“世界并無必然,到處都存在著或然,人類作為機遇的主人,正是利用機運的評判員。”
        或然論強調了人類的選擇力和創造力,倡導并發揮了人力足以改變自然的具體概念。與決定論一樣,或然論也存在自身的不足:①或然論作為一種抽象的觀念,無法提出具體的模式和適當可行的方法解決復雜的人地問題;②或然論缺乏決定論那樣的研究深度和明晰度,對“人類活動如何影響環境,改變后的環境又如何作用于人類”的研究尚無實質性推進,而這一研究本應是或然論有望取得理論進展的最佳方向;③或然論的觀點缺乏一套可檢驗、可實證的標準。英國地理學家O.H.K斯拍特等認為在“自然作貢獻,人類作選擇”的情況下,自然所作貢獻的機會并非毫無限制,也不是到處相等,而是隨地區、時間、經濟實力和科技水準而不同,由此形成可由統計方法具體化的概率論觀點。
        長期以來,學術界將或然論與決定論看成兩種絕對對立的觀點,并出現以或然論否定決定論的思潮,嚴重地忽視了兩者的共性和互補性;兩者均以“環境的整體性”和“人地的交互作用”為出發點;決定論強端了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控制性”或“限制性”,或然論則在環境的限制性這一客觀現實基礎上強調人類活動的主體性、能動性。兩種觀點彼此滲透、互為依存。未來人地關系論的重大理論突破口可能在環境論與或然論的深化、整合過程中尋求建樹

    三、文化:人與環境之間的尺度與文化論
       “文化”是人文社會科學中最為復雜而又極為重要的概念,也是地理學的中心主題。然而,如同“文化”一詞本身就有160多個定義一樣,很難對地理學的“文化論”下一個明晰的定義。“文化論”是一種包括文化地理學、文化景觀學、文化生態學、文化自然地理學、文化政治學、人本主義地理學、新文化地理學等研究中的基本概念、理論方法、思想觀念的統稱。
       研究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形成、發展、傳播、擴展、整合的影響一直是人文地理學的傳統領域。早期文化地理學的研究聚焦于人與自然關系。決定論強調自然環境對人類活動的控制力量與限制性作用,或然論則強調人在適應改造環境中的創造力與選擇性。景觀論者從文化景觀角度對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自然景觀轉變成人文景觀)進行解讀。與傳統的自然科學傾向不同,人本主義地理學和行為地理學更傾向于以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為中心,并重新審視外在環境特別是人文環境(如城市系統)的重要性,然而,人文地理學的“社會科學化”和“人文科學化”增添了地理學五彩繽紛的色彩,但遠離自然又深深地削弱了“人與自然關系”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核心問題。
       20世紀以來,文化對環境的影響逐漸引起學者們的關注,從而形成了基于人地關系基礎上的各種各樣的文化觀。①文化決定論。認為文化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尺度,文化的發展水平決定著人對環境的影響程度,每一種文化特征水平都對應于特定的人地關系。②湯因比的“挑戰與適應”模式,把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歸為人與環境的“挑戰與應戰”。從這一思想中我們能窺視出“環境決定論”與“或然論”結合的縮影。③LA.懷特的“能量-文化”進化觀,認為能量利用的技術水平、類型、效益是推動社會發展和人地關系演進的基本動力,④文化生態學中的人與環境的適應模式。人類活動固然有對環境產生破壞(有意或無意)的消極一面,但大多數文化中均沉淀著保護環境的意識,正是基于這一合理內核,文化才能持久地保存并得以發展。⑤惠特爾西(D.SWhittlesey,1890-1956)提出的“人類利用說”,認為地理學不應是研究人類對環境的適應,而是研究一個地區內人類社會占用的歷史演變過程,并稱此為相繼占用。相繼占用概念是環境決定論的對立面,實際上具有文化決定論意味,認為一個地區居民在其態度、目標或技術上如有任何重大改變,則自然資源基礎對他們的意義就需重新估價、⑥當代文化變革論。針對日益嚴重的全球問題,不少學者提出:加強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整合;重建人類文化道德價值坐標體系;走出人類中心主義,實行“新人道主義”,培養民眾的環境、生態意識。力圖通過文化變革來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以此達到人地協調的目的⑦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生產力論。文化已由社會生產力外部環境因素看成經濟活動內在的活躍的因素,文化已被視為社會再生產的積極力量,文化經濟學、文化產業、制度經濟學成為現代經濟學的熱點領域.⑧結構主義哲學的文化觀。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語言轉向”,把文化視為“話語”、“言語”、“文本”,從而使外行人必須通過他們本身的文本表達過程并從人種志的角度去解釋文化。
        文化決定論也是片面的,文化規范人們的行為準則,但人類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文化面前并不是束手無策,俯首聽命的。在面臨新的人地問題時,人們總是從傳統習慣和文化習慣之外去尋找解決辦法,從而不斷創造新的文化。把一切環境問題歸咎于文化進展,要返古歸宗,也有失偏頗。文化對人們的行為規范是有條件的,當人們在生存線上掙扎而加重生存環境破壞時,文化價值觀也讓位于生存基本需求。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環境,文化與環境并無直接的單向關系,在圖12.3人地關系系統的立體結構模式中,我們看到文化與自然環境之間存在著農業生態系統、人工產物系統、工具裝備系統、社會組織系統等多個交織的作用中介,其間存在著復雜的作用與變換,這就造成文化與自然環境必然存在關聯,但其作用關系又不是直接的,呈現出微巧關系的特點

    四、和諧論: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生
       1930年9月羅士培(P.M.Roxby)在英國科學協會就任地理組主席發表講演時說“人文地理學的主要內容包括:人類如何調整他和自然環境的關系;通過認識環境、調整有關地區人類社會的區域關系。‘調整’一詞的含義既包括對某些人類活動的控制,也包括人類對環境的利用。后來有人把這一說法提升為“調節論”或“適應論”,1980年,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二十四屆國際地理大會上,懷斯在開幕詞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環境變化急劇、資源匱乏和自然災害頻繁的處境中,如何協調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的關系,已成為國際地理學所面臨的主要研究任務。”近年來,不少生態學家、地理學家、未來學家和國家首腦也經常談到人與自然共生和協調問題。“和諧論”的觀點逐漸為社會所接受。20世紀80年代以來,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把人地關系研究推向一個更高層次,可持續發展論是人地關系論的新進展,可持續發展的實質在于建立協調的人地關系。人地關系研究不僅要解決基本生存問題,同時要解決可持續發展問題,并從發展中解決人地矛盾沖突。面對現代性危機,從事不同學科領域研究的學者開始紛紛進行反思:城市學者和城市規劃學者開始反思“千城一面”的現象,并提出塑造城市特色;環境學者開始反思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危害,提出可持續的發展觀;地理學者開始反思環境決定論或者文化決定論的局限,而提出人地關系的和諧論以應對諸多的人地矛盾;人文學者開始反思學科分化所帶來人文精神“破碎”的危害,并提出整合包括科學精神在內的人文精神
        現代性危機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中,顯然難以從其傳統內核中“涅槃”再生,東方文化的內在“元素”在消解現代性危機中有其獨特價值。圖12.4表明了世界觀有多種形式,從一種學說--儒家、道家--到某種宗教信仰--佛教、基督教--再到科學的世界觀。從和諧論的觀點來看,這些不同的世界觀形式實際上闡述的是不同層次的和諧。佛教所提倡的“無我”,實際上表達的“無”是最大的和諧;道家所提倡的“道法自然”,追求的是自然的和諧;基督教提倡的外在奴役下的內心自由,實際上追求的是個體心靈的和諧;儒家所提倡的“德、禮、仁、信”,實際上追求的是社會心理的和諧;科學技術所努力建構的科學世界和人工世界,實際上追求的是世界結構程序和物化的和諧。新型人地關系需要從人類創造的各種文明和文化中獲取優秀的、具有生態內核價值的“文化基因密碼”。構建一種和--—人與社會、人與文化、人與人工環境、人與生態系統、人與自然環境等多層次和諧共生

    本章小結

       何謂人地關系?簡而言之,人地關系是指人與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關系。即問答:地是如何作用或影響人,人是如何作用或影響地,以及人地在相互作用中的過程-響應-關聯問題。這里的人,不只是抽象的、機械的、粒子的、理性的、社會的人,同時也是具體的、非理性的、充滿創造和學習能力的、具有多重屬性差異的、鮮活的人。從理性人、粒子人、抽象人拓展到現實的、豐富的人,成為當代哲學的特點及其發展的驅動力,這為地理學對“人”的思考提供了新的哲學指導。這里的地,既不是“環境決定論”的控制因素,也不是社會學的被動的環境條件,而是具有適宜性、潛力級、限制性、資源稟賦、空間區位多種功能屬性的、活躍變化的地。這里所指的關系,不是單一的、單向的、決定的、線性的,而是雙向反饋的、互為依存的,以及實物與場域、潛存與現存、此在與彼在、近域與遠域、現象與結構、隨機性與不確性并存的關系體系。現代科學對復雜性世界圖景的揭示,為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
        人地關系研究在地理學中居何種位置?毫無疑問,人地關系是地理學的核心。然而,幾乎所有學科的研究都獵涉這一主題,地理學的人地關系研究,乃在于它的空間--地域--時空視角和跨知識契合的特點。人地關系與空間地域構成了彼此不可分的雙核結構。地理學其他主題一—自然的、人文的、社會的、景觀的、生態的、行為的等均孕育誕生于這一地理學內核之中,并在其發展壯大中回歸到這一母體,并進一步豐富了地理學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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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發表于 2019-4-29 09:33:48 | 只看該作者
    本帖最后由 geonet 于 2019-6-1 11:23 編輯

    第四篇 地理學思想的評述
    第十二章 人地關系論
    第一節 人地關系的內涵詮釋
    第二節 人地關系的基本理論評述
    本章小結
    第十三章 區域論、空間論與時空觀
    第一節 區域研究與區域論
    第二節 空間組織結構與空間論
    第三節 時空耦合性與時空論
    本章小結
    第十四章 生態論與景觀論
    第一節 生態論
    第二節 景觀論
    本章小結
    第十五章 地理學的計量化、理論化與行為論
    第一節 地理學的計量革命與定量化
    第二節 地理學的理論與法則
    第三節 人類與環境的感應——行為交流與行為論
    本章小結
    第十六章 回到地理學本身:地理學思想縱覽
    第一節 地理學的范式論
    第二節 地理學的危機論
    第三節 回溯:地理學的基本特點與基本思想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P262第十三章區域論、空間論與時空觀
       
       地方的綜合、地方間的相互作用、尺度間的相互依賴成為地理學家觀察世界的基本視角。從人類遠古時代起,基于生存和探究心理的需要,引發了對基本的地理學問題的思考:在什么地方存在著什么?為什么是那樣?地理學家一直在尋找適合的方法來解釋區域多樣性、差異性和關聯性的原因。法國區域學派找到一種現代分析方法。這就是對當前區域景觀和文化如何在長期的人與自然相互的作用中形成的歷史解釋,一種基于空間地域相對封閉、均質、穩定條件下的地方垂直綜合。在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區域一體化選程中,不同尺度間的聯系對地方特征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就形成了地理學空間分析發展的基礎。通過相似性分析,尋找可以被理想化為幾何模型的空間結構或模型。相關地區(區位、距離、結構中的不同現象)變成調查的焦點。用交通費用、通行時間、點線面網絡結構、各種有形的“流”和無形的“場”的測度和度量具有比文字描述更強的說服力,地理學家的目標轉向闡述空間規律。然而,揚棄區域內涵的空間分析最終發現簡單的模式化并不能完全解決復雜的空間作用關系和區域個性特征問題。區域和空間的這一歷史進程既為現代地理學出了難題,又為區域-空間重新整合提供了契機。

    第一節區域研究與區域論

       所謂“區域論”,是有關區域概念與區域分異、區域類型與區城邊界、區域結構與功能、區域差異性與區域相似性、區域多樣性與區域獨特性、區域垂直綜合與區域間水平關聯、區域共存性與區域歷時性、區域分工與區域協作、區域本體論與區域方法論等思想觀點的統稱。
    一、區域地理學的發展演進
       正如人類存在著要了解往日、理解各種事象的歷史變化的愿望一樣,人類也存在著要了解什么地方、有什么存在、不同地方的存在有什么不同、為何不同的強烈愿望。地理學作為一個學術領域,滿足了人們理解地方、利用地方生存和發展的需求,有關地方的經驗和知識成為人類知識體系中不可缺失的部分。古代時期的區城地理學專注于地理事象描述、人類如何適應與利用,缺乏系統化的體系和理論解釋。瓦倫(1622-1650)對地理知識作了早期的、意義重大的邏輯化整理,他將地理學知識分為普通的(或一般的)與專門的(特殊的),識辨了后來被稱為系統地理學和區域地理學之間的基本差別。康德(1724-1804)吸收利用了瓦倫的觀點,認為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地理學,都是描述性的綜合知識體系,前者涉及時間中的事件,后者涉及空間中的環境。康德由此將地理學視為根據各地區的特殊性與差異性而進行的地區研究,并為從事地理學研究提供了哲學辯護(Livingston,1992)。洪堡和李特爾將整體性、關聯性、人地相關性、綜合性、因果性等地理學核心概念注入區城研究中。洪堡特別強調區域的整體性和分異規律性,而李特爾更多地關注于區域多樣性、差異性和獨特性。兩位近代地理學奠基人各有側重地推進了區域地理學的科學化。在維達爾領導下,法國地理學派繼承并發展了李特爾的區域研究和人地整合的思想,注重綜合觀念和方法,區域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推動了世界區域地理學研究的發展,并使其一度占據地理學的核心位置,形成了“區域綜合是地理學工作的極峰”的觀念,維達爾把每一個地方的“區域”的獨特景觀與生活方式視為人類與其自然環境在各個歷史時期相互作用的結果。費尼曼(Fenneman,1919)總結說:所有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首先要在特定的地方或地區去研究,地理學應立足于它的核心區域地理學,以防止其他科學跨越。赫特納和哈特向分別對近代地理學區域學派的早期及晚期從經驗主義哲學和方法論角度進行了總結。理查德·哈特向(1996)指出:“要想理解每一地區較之于其他地區的全部特征,我們必須審視相關特征的全部---區域地理學”,主張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從人文和自然維度去描述和解釋區域多樣性和差異性達比(Darby)強調,“我們的系統問題都是為了追求達到目標的一切方法,而區域地理學才是我們研究的頂點”,即使哈格特(Haggett,1965)這一捍衛“空間論”的前鋒人物也認為,區域是“組織地理信息最有邏輯性、最令人滿意的方式之一”。區域論者認為,每個區域都是獨特的,必須用區域方法論去研究,主張地理學者使用獨特的方法,即描述獨特的現象和獨特的區域。20世紀50~60年代,在地理學思想發展史上進入計量運動、空間分析、理論模式的高潮時期,地理學致力于普遍性、數學形式化和演繹方法的研究。注重獨特性和歸納法的區域學派受到猛烈拌擊,導致區域地理學整體的衰落。客觀上,傳統區域研究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現象羅列,形態描述,缺乏有深度的整體關系研究;注重區域個性或獨特性和差異性研究,對區際聯系、區際等級動態關聯作用和一般規律研究不足;以描述、解釋為主的靜態區域研究方法難于與不斷變動、復雜網絡關聯的地理現象和環境相適應;區域地理研究缺乏在人地整合這一前提下自然地理學家和人文地理學家的有效合作,或側重于人文地理研究區域,或偏重于自然地理研究區域,自然與人文割裂是阻礙區域地理學縱深發展的深層原因。
          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多種力量驅動下,區域地理學得到復興;缺失堅實的區域地理學基礎,背離了瓦倫早就強調的區域地理與系統地理之間的互補關系,系統地理學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來;離開區域豐富性、多樣性、差異性和獨特性的支撐,空間分析、數學形式化表達在取得重大進展后,卻發現迷失了地理學的存在和方向;人本主義地理學和后現代地理學的興起,揮擊了“非人文”的空間科學,恢復了人們對地方豐富的感受,使地理學“重新”認識到地方、場所、區域、功能區等在地理學目的性、本體論、方法論和地理學實踐上的重要意義;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不斷地重塑空間地域,強化了全球與地方的關聯與響應,馬西(Massey)宣稱:地理學應再次承擔起向舊區域地理學的挑戰;自從區域地理學邁向死亡,地理學者的功勞是盡力以一個形式維持或者以另一個形式使它復蘇,這是一個重要任務。哈特(Hart)在給美國地理學會主席的演講中強調區域地理是“地理學藝術中的最高形式”。不少地理學者歡天喜地地宣布:“新”區域地理學已誕生(Gregory,1989)。一些學者強調了“新”區域地理學是對傳統區域地理學的決裂。而這種所謂的反叛仍是在區域多樣性的堅持上,將批判的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和社會相互作用理論注入區域研究中。對此,貝克引證并評述道:
    不必驚訝,“新”區域地理學概念有很多爭議:爾門(Holmen)甚至認為,所謂“新”區域地理學既不是“新的”,也不是“區域的”。但對地區、地點與區域文化的重新強調,依然恢復了地理學與社會科學及人文科學的聯系。對某些學者而言,“新”區域地理學也許更具理論特征而較少經驗性,但對恩特里金(Entrikin)而言,新研究與傳統的區別在于“對地點傳統‘事實’的超越,改變為研究的意愿越強,對地區的主客體驗就越多。這種轉變以增加既關注主觀又關注客觀事實所導致的邏輯復雜性為代價,為地點研究增加了豐富性”(阿蘭·貝克,2008)。


    二、區域地理學關注的若干主題

    (一)區域概念與區域邊界
        區域研究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區域概念界定與區域邊界確定。阿蘭·貝克(2008)指出:“區域地理學的問題,從根本上講,是在它確定每一‘區域’的特性并劃定其空間邊界的雙重研究中產生的。從理論上講,前者要求了解與認識特定區域內全部范圍的形式與功能,而后者,若不是假定有界地區特性的均質性,就至少假定其一系列的獨特性與相互依存性。”然而,這一看似簡單的問題卻長期成為困擾區域地理學的難題。
       區域是基于特定目的、任務、視角、分類依據所確定的差異化地域,不存在一個具有普適性的區域概念;區域的地理尺度選擇并無統一性標準;區域相似性與區域差異性本身是一對既對立又互補的概念,依據此原則所劃分出來的區域必然具有相對性;空間的連續延展使邊界具有過渡性,而不同尺度下的邊界缺乏精確的一致性;不同性別、年齡、文化的人對同一地域有不同偏好、知覺和理解,對地方的理解因人而異。任何特定的區域系統,“都僅僅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Grigg,1965)。芬奇(V.F.Finch)提出“區域是一個心智的結構”,故分區范圍、類型隨著研究者個人的意見而發生差異。“地方的意義取決于所要考慮的問題及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各種社會關系(MelDowell,1997);區域可表現為共時性(靜態區域),但區域本質特性是動態的。區域快速的變化,使區域信息旋即過時”。
        約翰斯頓在其所著的《區域地理學:現狀與展望》中指出了區域研究的許多困難,①對空間上不相聯系的現象同樣存在口頭表達的困難。②找到一種強調區域重要性的方法也是一個問題。在理想的情況下,應該用每個區域自己特殊的方式來處理,但是它經常被更安全的標準模式取代,這種模式將會使無聊的描述泛濫,③界定區域時也存在困難。幾乎沒有區域有明確的邊界,特別是對于統一的自然區域來說,問題就更為突出。在這種區域中,有許多特征的邊界被或多或少的假定重疊起來,形成一種內部統一但是又清楚地區別于周圍的環境區域,在功能區,邊界線是一個中心輻射出的影響被另一個中心取代的地方。④范圍的問題。區域地理學家必須找到一個概括的標準,既避免使讀者沉溺于細節,同時又避免對正在討論的區域沒有一個清晰的映象。⑤當地數據的短缺,盡管在地理的調查、統計記錄等方面得到巨大的發展,但以當地的水平,許多是不可得的。而更嚴厲的規則使研究者越來越難獲得原始數據。并且,由于今天變化過程的迅速,不可能滿意于那些幾年前收集的資料。⑤區域差異性被掩蓋。經濟全球化和人類各種活動(如建筑和交通系統)形式的國際化使變化和獨立的特征被忽視。一個區域不能再解釋為人類與土地垂直關系的結果,水平關系的發展將把任何區域與世界其他地區聯系起來。
        區域概念、區城類型、區域邊界存在相對性、模糊性、差異性、多樣性、主觀性和規范性。在實證主義者看來,這些特性使區域地理學不可救藥,難入客觀科學的圣殿。但在人本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看來,這些特性則是地理學的意義、價值、無限潛力和地理學創造性意義所在。哈特向旨在使區域地理學成為客觀科學,但他也承認無法避免主觀性。哈特向主張,即使區域地理學存在固有難題,也不能允許地理學者“逃避將區域知識有機結合到最合適判斷所決定的地域分區中這一任務”,哈維在《地理學的解釋》(1999)一書中指出:“盡管難于精確把握,地理學者仍然傾向于用在‘區域’層面上進行人文與自然區分的方法進行研究……地理學者傾向于濾除小尺度變量與大尺度變量并全神貫注于系統……這在決定區域尺度方面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哈維也強調區域尺度的確定在區域研究中的重要性:“也許,地理學的研究領域,能夠通過分析他研究的特殊水平而確定,而不是通過審視他所討論的一種專題去確定……我準備提出地理學思想的另一個基本宗旨,即地理學研究的領域是由區域解析水平來確定的。”
    (二)區城劃分與區域類型
        區域劃分是區域研究的基礎與前提。赫特納(1983)指出:“用何種方法分區,乃由地理學家依據它的重要性決定的,若無特定目的而無法確定使用哪一種方法。世界上并沒有一種能適用一切的分區方法,應選用能求得最大效果及最小損失的方法。”格里格(Grigg)提出“區劃類似于分類”的觀念。戴維斯(Da-vics,1972)則系統地構建了一整套分類分區系統,在《地理學的概念革命》中提出了地理學分類分區的十大原則:①分類乃由特殊目的需要而發展起來,很少有兩個不同目的而有相同類型的分類,②兩個不同事象之間必須有差異性存在,事象不同則不能適用同一分類系統。③分類不是絕對的,隨研究事象改變而改變。④集合體的分類乃基于各個體的屬性,而這些分類體的屬性乃是它們的差異性。⑤對分區的邏輯而言,分區并非是無止境的,⑥在分區或分類的邏輯上,存在類似于“種”與“類”的等級層次結構。⑦在最基本的區域單元以上的各等級中,可不斷進行分區⑧差異性或分區原則是重要的。⑨屬性的劃分,在分區的目的上看,則愈高級其屬性劃分愈重要。⑩由差異性或分區原則所構成的分區體系頗為有用,體系的邏輯構成只有在⑤~⑩項條件下才能繼續維持。
       依據不同目的、任務、時間和空間尺度、對象與功能可以劃分出不同的分區。各種形形色色的區域從構成要素上看,主要有自然區、社會區、經濟區、行政區、政治區、文化區以及上述所形成的不同組合或主題分區。弗勒(Fleure)按照“增進福利”的差異把全球分成饑餓區、衰落區、增值區、費力區、困難區、流浪區、工業化區七種地域類型。在約翰斯領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區域”條目中特別強調了功能區的意義:     
    區域地理學的早期研究大多關注形式區域,即以某種特征的存在或缺失為基礎進行界定的區域。盡管哈特向預見了另一種概念——功能區域的重要性。但是兩個概念的聯系很大部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才得到研究。迪金森在其著作《城市區域和地方主義》(1947)中承認“區域均質性”的作用力《它支持了形式區的界定)。但是他認為只有“通過分析‘區域關聯’的特性、強度、范圍、相互關系以及區域在空間上彼此聯結和分離的方式”,區域均質性“完整的意義”才能被發掘出來。是然,這又回到了哈特向的觀點上,但是迪金森表述的新顆之處就在于它脫離了自然地理和自然環境,提供了“隱含在社會空間結構之后的核心的區劃原則”。這就是城市區域“具有相互關聯的活動、類似的利益、共同的組織的地域。它以通向城市中心的道路為媒介而產生”。10年后,非爾布里克(Philbrick)鞏固了迪金森關于人類空間組織的觀點,他認為具有學術活力的人文地理學的任務是通過解釋“地域內人類居住地的功能組織來分析獨立于自然環境的人類居住地的地域結構”。他創制了一套理論構建—聚焦性、地方化、相互關聯、空間不連續。

    (三)全球化、信息化、地方化中的區域特質

         卡斯特爾斯(Castells,1996)在《網絡社會的興起》一書中認為,交通通信技術的非凡進步,生產、貿易、金融、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使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空間流正越來越有力地打破地方之間保持個性和差異的樊籬。由此引出“地理終結”的說法。然而,更多的學者認為:全球日益加強的相互聯系使傳統的相對封閉的“馬賽克區域”鑲嵌格局已經過時,“地方的意義已被重新界定,而不是被削弱了”(McDowell,1997);全球化與地方分異的新形式是同時發生的,地方差異既是全球與地方關聯的原因,又是其結果;地方間的相互依賴與全球的聯系增強了“地方的全球化意識”(Massey,1994),進入到“深度一體化”時代,應把地方看成是更大的全球體系中的切換點或者是跨越地方的網絡中的節點;地方作為全球性力量與地方性反應的作用“場所”,其“邊界”具有開放的、多孔的特征(不是實線而是虛線),地方獨特性本質上是“本地性”與“本地以外”作用的產物;“強調‘外部’過程對地方‘內部”影響的地方概念,其重要性在于,它向那種認為地方及其中的人們可能通過設置保守的樊籬來抵抗非本地力量從而實現繁榮的觀念發出了挑戰”。

    (四)區域研究聚焦點與區城研究方法

        區域太復雜,存在多種多樣的研究主題和視角。區域研究聚焦點在于揭示區域獨特性、區域個性、區域精神、區域特質。這些概念廣泛地出現在維達爾、福克斯、索爾、薩克等眾多學者的論著中。吉爾伯特(Gilbert)宣稱,地理學是“認識、描述與解釋區域特性的藝術”。區域意義與試圖尋求意識、價值、信念及其它們對人們行為的影響的理論是聯系在一起的。段義孚(Tuan)強調地區的歷史情感,把地區定義為活動的節點:“一個街角是經過管理的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空間。”人本主義地理學對“地方感”的熱情、文化地理學對“文化區”的研究,以及社會空間的相互作用理論均強化了對地方、區域特征與個性的解釋。社會結構化理論的締造者吉登斯認為:
    區劃應該被看成是社會理論中有重要作用的觀點。區劃不是一個完全的空間的概念,而是表達了時空中背景的集合的概念,這才是對區劃最正確的理解。由此,區劃是一種在理論和經驗層次上都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現象。沒有一個概念能比區劃更有效地糾正“宏觀”和“微觀”尺度之間錯誤的劃分;也沒有一個概念能比區劃更有效地反駁“社會”一定是一個具有精確確定的邊界的、輪廓鮮明的整體這個假設(Giddens,1984)
        近代地理學的區域研究主要采用歸納法、比較法、觀測觀察法,以對區域進行條理化的記述和解釋。20世紀50年代以前,無論中外,解釋區域的普通形式是:位置、地形、地質、氣候、水文、生物、土壤、礦產、人口、交通、產業、都市等項目排列組織,呆板而少變化,重描述而少解釋,重要素列舉面少關系分析。方法論和理論上的薄弱使區域地理學的研究顯得單調、膚淺、不切實際,這成為傳統區域地理學衰落的根本原因。現代區域地理學呈現出一種新的發展態勢:面向主題和問題,放棄了“八股文”式的記述列羅:在經驗主義與邏輯實證主義基礎上,采納并發揚了人本文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等哲學思潮和社會科學理論;在傳統的要素基礎上,更加重視技術、政治、文化、制度、人文因素;在尺度上,更強調地點、地方、全球不同尺度的關聯作用和區域過程的研究。
         思里夫特(Thrift)將區域看作“人類作用和社會結構交匯的地方”。他認為區域由“一些相互作用的不同背景”組成---不同場所的特別的交匯。這些背景有助于形成“相互作用的錯綜復雜性,特殊的時空的特定性,生活就是交匯的感覺”。后來,這些觀點在兩個研究方向上得到發展:一是存在主義的解讀,認為社會空間的產生是“伴隨相互聯系的生命而自動出現的人類存在的‘處所’的開辟和占據”;二是后結構主義的解讀,它促使思里夫特把區域的構成與“對人類主體完全背景化的描述和對背景的完全主觀化的描述”聯系在一起。無論上述各種觀點之間有怎樣的差別,所有這些方法都意味著“區域”在社會生活的構建中有深刻的重要性,都強調了處于不停的運動和發生著巨大變化的區域形態的偶然性,這些變化基于區域形態的背景性,可以通過分析時空延展導致的“地方-全球辯證法”來理解。
        區域學派的支持者將地理學既視作一門學科又視作一門藝術,并認為地理學者(和其他藝術家相同)應該強調文學水平布魯克(Broek)認為人類應該強調真正的人和事,而不是模型;品質而不是數量;評價和靈感而不是計算;美麗智慧而不是資料,地理學在某種程度上擁有這些屬性恩特里金(Entrikin)認為,地理的概念不適合于標準的分類,因為它把主觀方法與客觀方法分開,并且把特殊性和一般性分離出來,地區應被看成既有地點的客觀特征,又有個人的主觀經歷雷爾夫(Kelph)強調,應“同時考慮地方的獨特性和一般性”。區域地理學科帶頭人佩特森(Paterson,1974)提出了撰寫區域地理學的六個關鍵問題用文字形式完整地描述區域的邏輯可能性;識別各個區域本身的問題;在表述時掌握尺度變化問題;次要區域信息的日漸短缺;各種區域特色的漂滅以及風格創新可能的有限性。佩特森明確指出,撰寫區域地理學的任務在學術上是極具挑戰性的(阿蘭·貝克,2008)。

    三、區域論思想評述

         盡管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區域地理學因其內在邏輯性和方法論問題而受到懷疑,但毫無疑問,“區域”是地理學的核心概念,“區域研究”是地理學的核心主題。區域發展和區城差異是環境要素之間以及環境與人類活動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結果。區域是地理學人地關系研究主題的邏輯起點,由此也意味著區域論與人地關系論是一體的區域地理學的發展需要處理好一系列關系并在對這些關系的研究中尋求突破:區域地理學與系統地理學的關系;區域傳統研究方法(觀察、描述、分析、類比、歸納、綜合等)與現代研究方法(觀測、實驗、模擬、遙感與GIS技術、數學形式化表達、演繹以及生態學方法、行為學方法、現代系統學方法)的有機結合;區域的獨特性、多樣性與區域的普遍性、整體性(統一性)的關系;地方的垂直綜合與地方間的關聯作用、尺度(從地點、地方到全球)間的關系:區域地理學的時間-空間耦合關系;單一區域與復合區域(不同“區域”的嵌套系統)的關系;區域的漸變與突變問題;區域發展演變的驅動力與偶然性、隨機性的作用;區域條件論、區域要素論、區城結構論、區域過程論、區城關聯論與空間分析(空間論)的全新結合。

    P269第二節空間組織結構與空間論
        所謂“空間論”,是有關空間形態(位置、方向、形狀、點、線、面、網絡)、空間要素、空間結構、空間區位(距離、費用、時間、場所、空間行為、空間偏好、區位配置、區位效益、區位決策)、空間關聯(空間場域、空間摩擦、通達性、中心性、擴散效應與集聚效應、供給關系、競爭關系、互補關系、協同關系)、空間過程(流動、移動、擴散、變遷、膨脹、收縮、成長、衰落、循環、反饋、演替)、空間專業化與空間分化、空間組織與空間規劃、空間分析與空間預測、空間決定論(空間崇拜、空間神秘論、空間分離論)、空間性、后現代性空間(社會空間、流動空間、空間的生產、空間的再現、知識權力空間、空間化文化等)、空間本體論、空間認識論和方法論等思想觀點的統稱。

    一、“空間科學”運動及其成就
    (一)地理學空間運動的背景

          20世紀50~60年代,在地理學內部興起了一場“空間科學”運動,這一變革源于多種力量的驅動:對傳統區域地理學的不滿與反叛;邏輯實證主義和自然科學研究模式的持續激勵;區位論思想、社會學的“理想模式”、經濟學的理論假設的刺激和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主流的傳統區域研究模式的瑣碎、粗糙與表象描述已不再令人滿意。哈佛大學地理系1953年被取消時,很多地理學家強烈地感受到使學科更為嚴謹精確和更受尊重的必要性,主題式的系統的研究方法因而被提出。耶茨·莫里斯(Ycates Maurice)認為地理學是規律性的學科,要求通過假設一推理法發展和驗證其理論和模型,以發展地理學規律地理學家不再尋求獨特性和差異性,而是企圖像物理學那樣去發現相似性、普遍性法則。顯然,這一變化既是方法論的又是認識論的,使地理學從“區域本體論”轉向“空間本體論”,引發了對地理學的定義、主題的新的理解和爭議。空間科學運動與地理學的實證主義實踐、計量(地理學)運動、理論法則化(理論地理學)、社會空間理論互為一體,彼此強化,成為這一時期地理學思想發展的顯著特色。
          1953年,謝弗爾(Schacfer)發表《地理學的例外論;一個方法論的檢驗》一文(不幸的是謝弗爾于同年去世),向哈特向的觀點提出挑戰。謝弗爾認為:地理學貧瘠是區域地理學對“獨特性”的審視造成的;倡導地理學應探究“空間關系”,尋找“關于空間法則”;力促地理學者在現象的空間秩序中尋求規律性。其后,哈特向認為謝弗爾的文章對康德、洪堡和赫特納等的思想認識不清、有所誤解,且其論點對地理學的科學性有相當的破壞,故撰《地理學例外論的再檢驗》一文加以駁斥,開啟謝弗爾與哈特向的論戰,余波長達數十年之久。這場論戰因缺乏邏輯對應前提而停滯不前,評論者多忽視謝、哈二人觀點與基點的不同所造成的認知誤解,事實上,謝-哈之爭涉及的是對瓦倫提出的“系統地理學”與“區域地理學”的分類關系如何看待與處理的問題。多年以后,地理學者們再度放棄系統與區域二元分割對立的觀點,重新回到互補共存的思路中。
        計量運動、理論地理、空間分析主要是美國地理學家發起的,早期集中在幾所大學。由于各校所持觀點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從而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學派,主要有以下三種學派。①衣阿華的經濟學派。代表人物是舍弗爾和麥卡爾蒂。此學派受經濟學影響較深,著重探討經濟區位現象相互間的內在聯系及其組合類型。尤其重視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等統計分析方法在人文地理學中的應用。②威斯康星統計學派,主要運用相關分析、多元回歸分析等方法,以發展和應用統計分析方法為主要特征。③普林斯頓的社會物理學派。領袖人物是司徒瓦特,創立了頗具特色的社會物理方法,引力模型、位勢模型、空間相互作用模型得到了許多地理學家,特別是理論地理學家的青睞
        英國在哈格特(P.Hagget)等的領導下,強調“重建理論模式的重要性”和通過統計推理來驗證假說,把空間結構分成點、線、面、層級、網絡、流動、傳播,來抽象社會空間組織結構的內部秩序。喬利(R.J.Chorley)和哈格特聲稱,地理學應該采納基于模烈的研究范式。地理學新的發展不止是體現范圍更廣泛的研究方法,而且同樣要求根本意義上的范式的進步,每個地理學家都面臨著在傳統和新模型范式之間做出選擇;模型的建立應以地理學調查為目的的,而它的完成需借助計量模型和電腦的使用(用以處理數據);模型被定義為是現實一種理想化或者簡單化的表現形式,它的目標是讓我們能更為清楚地窺探事物的某些特征。對于喬利和哈格特而言,模型的概念十分廣泛,它可以是一種理論、一種假設或者是一種系統的觀點。

    (二)地理學空間運動的成就

        地理學空間運動的熱潮以及它對區域特性和人的豐富性的忽視,引來不少轟擊。20世紀80年代,薩克(Robert Sack)在他的一系列論文里批判邦奇和哈格特的有關地理學是一門空間科學以及幾何學是地理學的解釋語言的觀點。薩克認為,在涉及提供了解釋變量的學科中,空間、時間和事物是不可以被分開而獨立分析的,地理形態在不斷地變化,而幾何學是靜態的---它對于時間是完全沒有彈性的,幾何法則足以解釋與預測地球表面形狀。如果地理學的目標只是分析地圖上點與線,那么幾何學足以成為地理學的解釋語言。但是,“當作為解釋一個城市發展的語言,我們不能接受其有關地面情況變化的描述……那樣的話,幾何學不可能獨自地回答地理方面的問題”。
       盡管空間學派面臨著許多嚴厲批評,但大多數人都認可:計量方法的應用、空間分析的興起、理論地理學的突破給地理學帶來了重大變革和轉折,實現了近代地理學向現代地理學的跨越。空間學派廣泛地借鑒幾何學、物理學和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打開了一向閉關自守的地理學的窗口,學科的邊界得到更為廣闊的拓展;地理學理論方法的發展提升了地理學家的地位,并為尋找工作的候選者在計劃與管理部門提供了更多的機會。20世紀70~80年代是從事地理學工作的創新者樂觀的10年;記述和繪制地圖對地理學的傳統學派來說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而空間學派使用更為精確的方法,空間模式使空間相關性、統計檢測、模擬預測、理論解釋變為可能。許多模型,包括重力模型這類的簡單的模型,都是一個有效的比較數據的工具,因此可以用以表達地理差異;空間分析為地理信息的描述提供了更好的工具,遙感GIS技術與空間模型的結合展現出了地理學的遠大前景。
        相對人文地理學對空間的熱情而言,自然地理學對空間的態度則顯冷漠。馬丁·肯特(Martin Kent)在《空間:自然地理學為空間騰出地盤》(載于《當代地理學要義》)中總結道:過去30年來自然地理學忽視了空間的概念;自然地理學對時間的重視比空間大得多,近代以來對過程的重視也許是以犧牲格局(空間)為代價的;空間單位,如植物群落、氣團和流域等,在自然地理學中至關重要;整個自然地理學中空間綜合未能得到很好的發展;GIS為自然地理學的空間分析提供了令人興奮的可能性;采用生物地理學方面空間分析新方法,可能激勵自然地理學對空間重要性的重新認識。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對空間的關注未能同步,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人文地理學偏離傳統的人與自然關系,而重點轉向人與社會關系及社會空間;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分割,自然空間失去人文空間的支撐,也就同時失去了地理空間內涵的豐富性

    二、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與空間性
        在約翰斯頓主編的《人文地理學詞典》(2004)“空間性”條目中,指出“在人文地理學中使用“空間性’有四個主要意義,它們都意指空間的人文和社會內涵,且都由明確的傳統知識發展而來”,并對空間性的四個傳統做了如下說明。
    1)從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特別是海德格、胡塞爾的著作出發,皮克爾斯(Pickles)提出“作為研究世界的一種人文科學,地理學研究應該以人類空間性作為確定基礎。”皮克爾斯主要關心的是存在論:“理解以(人類)空間性為特征的普遍結構,這是理解地方和空間本身的前提。”皮克爾斯反對那種認為“物理的自然空間”才是唯一真正的空間的觀點,而這種思想在空間科學里很典型.
    2)從阿爾蒂塞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出發,法蘭克福學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指出,空間性概念有助于理解社會結構和空間結構之間的聯系與對應。阿爾蒂塞認為,時間的不同概念和結構可以被指定在生產方式的不同層次中——“經濟時間”、“政治時間”和“意識時間”,它們必須從這些不同的社會實踐概念中建立起來。利皮耶茲(lipietz)認為,空間結構的概念必須建立在一種社會結構的概念之上,因而必須從社會結構的概念中得出;空間性包括空間上“在場-不在場”的對應關系以及每一層次上社會實踐的特殊系統中“參與-排除”之間的對應關系。每個這樣的對應關系都應有其自身的拓撲學。卡斯泰爾(Castells,1977)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提出了這種條件下對空間結構最為詳細的分析(圖13.1),但是他總結說理論化研究應該將時間性和空間性的概念結合起來進行,并轉向突出空間-時間。

    3)從勒非弗爾的批判馬克思主義觀點,特別是他對空間的生產的解釋出發,索加使用空間性這個術語來“確定地指社會生產的空間、指廣義人文地理學中創造的形式和關系”。索加指出:“空間性和時間性,人文地理和人類歷史,在一個復雜社會進程中交織,這個進程創造了一系列不斷發展的空間性,創造了社會生活的空間一時間結構,它不僅為社會發展的大型運動,而且為日常活動的循環實踐賦予形態”。
    4)從后結構主義,特別是德勒茲和福柯的著作出發;許多作者使用空間性來揭示權力-知識的集合在空間中如何發揮作用以及特定主體-位置構成方式(Gregory,1993)。
       現代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空間性成為其關注的焦點之一。哲學和社會科學的空間轉向反過來為以研究“空間-地域”為已任的地理學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新的思維方式。20世紀70年代以來空間步入社會理論構建的核心圈層中,社會學的空間轉向成為當代社會理論進展的一個重要傾向,它沿著兩條路徑展開:吉登斯、布迪厄等社會理論家在現代性架構下審視空間與社會的交互關系;勒非弗爾、福柯等后現代社會理論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學概念和空間隱喻來探索日益復雜和分化的社會世界。通過勒非弗爾、福柯、吉登斯、詹姆遜、哈維和索加等后結構主義者、批判馬克思主義者、后現代主義地理學者的創造性工作,政治空間、權力空間、女性空間、知識空間、都市日常生活空間得到廣泛關注,推進了學術界的“空間轉向”。把社會科學長期對時間與歷史、社會和社會關系的青睞紛紛轉到空間上來。索加在《后現代地理學》一書中認為:
        至少在以往100年中,時間和歷史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批判社會科學的實踐意識與理論意識中,已占據了寵兒的地位。理解歷史形成的方式,已成為解放性深刻思想和實用政治意識的主要源泉。這一源泉能極其靈活多變地包容對社會生活和社會實踐的批判性解讀。然而在今天,遮擋我們視線以致辨識不清諸多結果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表現最能發人深省而詭滿多變的理論世界的,是“地理學的創造”,而不是“歷史的創造”。這是后現代地理學反復強調的前提和承諾(愛德華·索加,2004)

    三、空間論與空間-地域論思想評述


        空間成為地理學的核心概念,歸功于一大批學者的思想及其開創性工作。
        李特爾以整體性和人地相關性看待空間,在《地表空間的配置及其在發展過程中的機能》(1850)一書中認為,“對土地空間的研究必須對該個體的現象以及和其周圍的關系加以探討,這樣就可以認知每個個體的機能確證源自整體的組織”,提出了著名的“空間組織原理”拉采爾以進化論的觀點看空間,提出“生存空間”(居住空間、營養空間)的觀念。德國古典經濟學以實證主義哲學為指導,從人類活動與地理事物的存在角度來界定空問關系,強調區位效益及其合理安排(陳坤宏,1991),基于規范性假設和演繹法創建了地租理論與區位理論,兩大理論體系均包容了自然與人文的空間關系,其貢獻不僅在經濟學,而且成為地理學特別是經濟地理學的核心理論之一,進而加重了空間研究在地理學領域的籌碼,芝加哥學派把區位論和生態學引入城市內部空間結構和城市化過程的研究中,創立了城市空間理論.法國地理學者科利(Andre Cholley)提出“復合體”的空間概念,認為空間觀念是地理學的基本原理之一,“以地表空間觀點來研究各種事象,是使地理學研究達到科學水準的唯一途徑”。美國學者里奇(L.ynch.1960)等將行為科學的觀點方法引入空間結構研究中,強調空間依人的意圖、目標、情感、感應而界定,將傳統的絕對空間觀推向變動的相對空間觀,哈維(Harvey)認為,將地理學當作是一門研究具體的個體的分布論的科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這是因為這種做法是以絕對空間的假設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講,空間只是觀念上的框架,只是一個抽象的并不實際存在的概念。思里夫特把地理空間分成四類:經驗空間、開微空間、圖像空間和地方(情感)空間,認為把這四類空間聯合起來將形成地理學的新思維。
    ***陳坤宏.空間結構——理論與方法論[M].臺灣:明文書局,1991.
         現代交通系統的發展使一批學者轉向交通系統的空間結構研究,強調交通運輸通信的可及性和通達性及其產生的區位分異和土地利用上的差異,將空間看成由人類活動系統(居民、物品、技術信息等)互動而形成的開放體系(陳坤宏,1991),通過相對空間概念的引入,橫向的空間關系和利用各種公式計算出的距離就被賦予了解釋性的力量。利用運輸網絡甚至是經驗的感知,距離能根據運輸成本、運輸時間、里程數進行衡量。福勒(Forer)認識到:在一定程度上講,由于以時間、距離甚至是里程數為基礎計算的距離是社會科學和技術進步的典型后果,所以這些類型在空間本質上是動態的和相對的。由此福勒提出了彈性空間的定義,即空間的大小和形式都在不斷地變化。他繪制的New Zealand有關時間-空間的地圖為該理論做出了例證。羅納德(Ronld)認為:“向相對空間背景的偏移仍在繼續中,而且這很有可能成為地理學歷史上最根本的改變。因為它開拓了無盡的還待探索的新領域。”相對空間的重要性表現為:地域性和動態性是地理學的基本特點,比如遷移的方式、土地的利用、擴散的過程等,而這種地域性和動態性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在空間的相對位置有關。從絕對空間到相對空間的轉變具有基本的哲學含義,在此意義上,此次轉變是一次革命。從現代地理學對相對空間的重視與表述中,我們看到地理學已從牛頓的經典力學世界轉向到相對論量子力學的世界圖景
         阿爾弗雷德·赫特納(1983)曾強調:“地球表面沒有通過它本身可以認識的現象,只有通過對地球其他地區與它有關的位置的了解,才能認識這種現象的本身。”烏爾曼(Eyre)在《從空間的相互影響看地理學》一文中同樣認為:“地點、位置(區位)的概念和它們的內涵-——人與環境的關系及其空間相互影響以多種多樣的方式為地理學理論提供了主要基礎,”
        地點(地域性)與位置(空間性)這兩個概念以復雜的形式耦合而互補,地理事象存在于地方垂直綜合與地方之間的空間相互作用中。空間與區域本是一對密切相關的概念,猶如一個硬幣的兩面互為存在。在早期的地理學研究中,空間和區域本是同一概念的兩種提法,只是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區域研究衰落,空間研究興隆,導致空間與區域研究的脫離,這既有標新之意,又有避嫌之感。與區域地理學比較,空間分析有它的特色與優勢:重理論、演繹、抽象、假設、實證、法則、規律和數學形式化表述,這成為近代地理學向現代地理學跨越的標志之一。然而,空間分析這些特征又是以犧牲和抹殺區域獨特性、多樣性、豐富性為代價的。空間分析和法則論對區域地理學的否定使地理學思想的潛在連續性被遮掩了。對此,詹姆斯(James)認為所謂的“計量革命”并沒有體現出許多人所想的那樣巨大的改變。向差異化“空間性”回歸,成為現代地理學向后現代地理學轉變的動力所在。
        地理空間的本質是地域性,空間的所有觀念和方法同樣適用于區域;離開區域和區域要素的空間不再是地理空間,而現代地理學者誰也不會將區域看成是平面的、靜態的和封閉的區域:空間分析方法(動態、關聯、層次、相互作用)是傳統區域方法(綜合、對比、分類、差異性)的進一步發展,空間研究可視為區域研究的現代表現方式;關于地理學研究的核心之說——區域研究、空間研究,從邏輯上看屬同一范疇,是同一范疇不同研究角度的不同表述;唯有以人地關系為主軸,才能從根本上縫合空間-區域長期以來形成的鴻溝和分野;地理學者既需要從模型空間、幾何空間、抽象空間中去理解空間的邏輯形式,又需要從社會、經濟、政治、人性、情趣、文化、藝術角度去詮釋區域內涵的多樣性和差異性;通過倡導“空間-地域”論,兼融“區域論”和“空間論”的思想精華,地理學才能有新的突破與發展。地理學作為一門研究“空間一地域綜合體”的科學,它的學術價值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搞清解釋不同尺度區域的特性、空間聯系和空間過程。空間理論和區域發展理論面臨新的挑戰:將獨特性、偶然性、非線性特征融入空間分析中;將區域(環境)變量與空間變量結合起來建立解釋力更強和空間-場所理論;揭示空間的塑造力以及對個體、群體和社會規制的影響力;闡明自然與人類行為的空間化以及尺度間復雜的關聯作用。地理學的特質在于地理學提供了一種思想方式——區域綜合、空間分析、時空耦合的思考方式。地方的多樣性和獨特性一空間過程與空間關聯一理論解釋與實踐應用成為現代地理學研究的基本程式。

    P276第三節時空耦合性與時空論
       時空耦合性既是地理學對象的基本特性(本體論特性),又是地理學研究的切入途徑(方法論特性)。所謂地理學的“時空論”,強調的是時空性(時間與空間的不可分割性)、時空互補性(以空間換取時間,以時間換取空間)、時空耦合性(空間內涵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時間的變化以空間為載體而存在)、時空收斂(交通通信技術進步下的時空特性)、時空壓縮(時空收斂產生的社會、經濟、政治后果)、地理過程、傳播擴散、全球變化與區域變化等。對時空輛合性的研究,存在多種地理學關注的視角和研究途徑,如時間地理學歷史地理學、景觀變化研究、環境變化研究以及社會學時空研究。

    一、歷史地理學的時間-空間視角
        時間與空間同為事物的本質。R.H.貝克在《地理學與歷史學》中指出:“無論是‘時間’還是‘空間’,都是所有學者和所有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人文科學(或歷史學)相交叉的學科所共享的財產。空間在本質上是時間中的空間,時間在本質上是空間中的時間。雖然時間與空間都需要測量和評估,但無論是成為單一學科的顯著核心還是用于分支科學,在邏輯上是不可分割的。”“時間與地點在往日與現在都與人類有關,都被人類所構建與經歷。”對此,泰勒(Talor)在《時間:從霸權的變化到日常生活》一文表述到:“時間和空間構成宇宙的基本物理維度。這樣,我們用時間量度變化,包括社會變化,社會時間表示含有內容的時間:變化過程中的人文現象。社會時間與社會空間作為‘時空’而水恒地聯系在一起。”愛德華·索加(2004)宣稱,后現代地理學的目標就是重新思考時間、空間和社會結構的辯證關系。在薩克早期的研究中,他闡述了空間和時間是怎樣形成不同種類的意義的:“例如,時空的不同組合導致藝術形式上和意義上的不同。科學、典禮、神話、魔力以及日常生活都可以用他們怎樣分析空間和時間的直覺來分析,”
    專欄13.1時空耦合下的地理學與歷史學的關聯
      對地理學與歷交學的學科關系、學科界線、交融領域,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爭論與觀點,如果說歷史學是研究時間的學科,地理學是研究空間的學科,那么,時空耦合性使地理學與歷史學不是一般性的科學之間的關系,也不只限于“歷史地理學”這一交又分支學科上。“歷史學與地理學曾經被認為是嬌妹學科,在研究方法與關注問題方面是如此相似,幾乎可以表述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兩個方面”。歷史學家喬治(Gegonge)在《地理學與歷史學的關系》開篇中寫道;“沒有地亞學,就無法理解歷史學。”阿絲·貝克(2008)《地理學與歷交學》開篇中對應道:“沒有歷史學,就無法理解地理學。”事實上,希盾學者希羅多德平就提出了“全部的歷史都必須用地理觀點來研究,而一切地理也必須用歷史觀點來研究”的觀念。當代訟釋哲學創始人物達獲爾說:“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而事件的意義總是同當時的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背景即隱蔽在其后的地理環境緊密聯系的

    二、哈格斯特朗的創新模式與時間地理學
       瑞典地理學家哈格斯特朗(Hagerstrand,1916-2004)在其博士論文l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1953)中,構造了擴散過程的隨機變量模型,使得創新的擴散得以模擬,并在隨后對經驗主義的研究加以檢驗。這種在概率理論基礎上的隨機模型改變了決定論的模型思維方式(在一系列初始條件和關系既定的前提下,一些以時間和空間為變量的系統的未來完全可以精確預測)。在該模型的測試過程中發現,在創新過程中,某一階段的方差的形式會對隨后一個階段的方差的形式有影響。因此這樣的一個模型對那些計劃制訂者是有用的。蘭德大學的地理系因此聲名鵲起,并成為理論地理學的權威。在隨后的歲月里,哈格斯特朗所用的技術和統計方面的方法所得到的關注反而比其理論分析多。他自己也承認他的研究在經驗主義的發現方面的意義還不如其在對擴散過程的一般分析方面。他在學位論文中寫到:盡管用以解釋擴散過程的有關材料與某個特定區域有關,但是這應該被認為是令人可惜的必需品而非方法論上的精妙。這理所當然地意味著對傳統區域地理學家的一次故意的挑釁。哈格斯特朗認為他對有關單個區域的信息及其隨著時間推移所造成的改變的分析,是自己對地理學思想最重要的貢獻,此類研究成為對擴散過程進行更深層次探討的基礎。
        在20世紀70年代,哈格斯特朗繼續對個體行為的時空特征進行更為細致的研究,他運用三維模型以描繪個體在時間和空間里的活動,這一研究標志著時間地理學的開端。按照時間地理學流派的理論,時間和空間是約束行為的條件,時間約束所有個體,而空間的約束力則隨經濟狀況和其他個體環境的不同而變化。在以后的幾十年里,時間-空間地理學隨后的研究在蘭德大學和其他地方得到了發展,并已經為人類行為地理學的研究照明了道路。有關時間地理學的眾多研究成果相繼發表:《時間中的空間和空間中的時間》、《時間資源,社會和生態學:前工業社會,人們在空間和時間中的交往能力》時間地理學的發展,其意義有三:一是改變了地理學長期注重“社會群體”、忽視“生命個體”的研究模式,對個體行為活動的關注影響到地理學對“人”的理解和地理學的特性,其意義如同存在主義對“個體”存在意義的強調一樣;二是把個體-時間-空間整合于三維模型之中,把地理學引入可觀測、可量化的研究路徑中;三是由地理學家創立的時間地理學研究方法對社會學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然而,時間地理學的三維模型由于存在對群體行為描述的失效而受到批評。

    三、吉登斯的現代性空間與“時空延展”
        在吉登斯看來,現代社會中的所謂秩序問題,實際上是“時空延展”問題,即將時間與空間組織起來從而連接在場與缺場的條件是如何不同于各種傳統社會形式的,現代社會的種種制度是怎樣在時間與空間中定位并形成現代性的整體特征的。吉登斯認為,最好從“場所”的角度來界定“地點”,它指的是社會活動的物理環境。在傳統社會中,空間與場所大多數是重合的,因為對社會大多數人來說,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是受“在場地---點化”的活動支配的。現代社會不僅使時間與空間相分離,而且也使空間與場所相脫離。但是吉登斯認為,空間與場所相脫離同統一的測量方式的出現并非密切相連,不應該將時間與空間的分離看作一條直線的發展,相反,與所有的發展趨勢一樣,它具有辯證的特征。
       時間與空間的切割為其與社會活動的關聯提供了一個基礎,“時空的切割不意味著從此以后成為人類社會組織的相互異己的方面。恰恰相反,它為不同場合的協調的社會活動提供了時空重組的堅實基礎”。總之,從郵電通信到電報電話再到電子郵件,從計算機到因特網,在場的東西的直接作用越來越為在時間-空間意義上隱藏(absence)的東西所替代,在吉登斯看來,時間空間的伸延與分離是理解現代性的關鍵之一。
       吉登斯借鑒時間地理學發展出了不少與空間相關的概念,如區域化、時空抽離、場所、在場、不在場、共同在場和在場可得性.吉登斯在《社會學》(2001)一書中指出:“理解人們的活動如何在時間和空間分布的,對于分析接觸以及理解一般社會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區域化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社會生活在時空中如何得以分區”,“所有的社會互動都是在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的。可以通過考察我們的活動如何在確定的時期發生以及如何同時又包括空間上的活動,來分析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在時間和空間上被‘分區’的”。
        吉登斯試圖以這些概念來辨識社會互動以及在空間結構下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延展,并改變社會的資源分配結構和運行機制,同時將時間空間關系直接與權力的產生、統治結構和再生產緊密聯系在一起。由此,社會的空間性的構成與歷史性的構成緊密結合起來。索加(Soja)認為,吉登斯的成就在于將權力注入社會的空間化本體論之中,并且將權力注入對地理學的創造性的闡釋之中。

    四、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下的時空觀
        直到20世紀中葉以前,牛頓的絕對時空觀一直在科學者思維中占統治地位。自然系統被理解為守規矩的、可分析的、可預測的和可控制的。20世紀50年代以來,現代科學展現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圖景——這就是相對論-量子論的世界圖景、進化論-生態學的有機世界、復雜性科學的復雜性世界。這些新的世界觀念從根本上沖擊了經典力學世界的絕對時空觀,把地理學引入到相對的、偶然的、隨機的、潛存的地理世界。地理學,尤其是自然地理學有長期關注地球表層形態、結構的起源、歷史與發育的傳統,這以戴維斯的地貌侵蝕輪回模式最為經典。20世紀中葉,測年技術的重要進展使環境變化的歷史序列更為精細,這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對未來預測的樂觀心態,然而,早在1920年,生物種間競爭模型預示著演替理論簡單化的概念基礎被摒棄,20世紀40年代末期,洛倫茲通過對一些問題的計算機運算,意外地發現氣候建模中非線性現象和混沌